浮生如梦

在我家乡的县城，有一座公园，里面不仅有一座宋仁宗时期建造的妙通塔，还有一汪湖水。在妙通塔被毁重建之前，那里还不是公园，当地人都称那一片为凹子。相传，凹子边上有一处丁头大的房子，住了一户打渔为生的夫妻，男的叫胡中雅。

某日，皇上派下的钦差大人路过此地，丢了随身的大提熘（悬挂的包袱），好巧不巧被凹子边的男人捡到了，这男人捡到包袱后就坐在原地等候，正巧钦差寻到此处，就开口询问：有没有拾到一个大包袱，里面有公文和元宝，元宝我可以不要，丢了公文可是杀头的死罪！

胡赶紧递上包袱，钦差查看一番，公文元宝都在。感念拾遗一人心善，便拿出元宝以示感谢。胡推托不收，说我拾你包袱未曾费力，不需要回报。大人更加赞叹感谢，推推阻阻几个来回，胡看退却不了，收下了一些答谢碎银。

胡生来不富，靠打渔也勉强生活，揣着碎银便直奔集市，全称了猪肉，背在背上。还未进家门，就大声唤自己的妻，又把今天的遭遇一五一十讲给了女人听，那女人一听，大骂：你个穷种，天生穷命，给你元宝不要！

女人骂完，一生气把接到手的猪肉也甩进了凹子里！

胡说，想要元宝还不简单，凹子里多的是！

吃过晚饭，男人真的跳进凹子里捞元宝了，男人先捞了猪肉上来，接着就捞出了很多大元宝，男人捞了朝岸上扔，女人捡了放推车上朝家里推，不一会房子就放不下了。只能堆在外面，一趟一趟，女人实在累的推不动了，就随口说了一句：还有呐？

话音刚落，凹子里就再也捞不出元宝了。

胡中雅一夜暴富后，第二天，便邀请了当地的名流去了当地最好的酒楼，名流就问他：胡小，你打渔为生不容易，怎地如此破费？

胡忙打了个谎，说自己有了些钱财，想置买一些田地，想请各位帮忙留意！

就这样，胡在县城置了田地，又到了北方大沂山（今灌云境内）买了很多。

我想胡之所以不在一处购置大量田产，一是怕人起疑忽然暴富的原因，招惹是非，二是一个地方变卖的土地确实有限！

自此，胡中雅从凹子边上一户丁头人家，转身一变，成了大户财主。而此后我的母亲的曾祖父，我的外高祖父，就在胡中雅家当了大管家。故事从这里拉开序幕……

天微露白，大管家就已经整理完毕，穿行在胡宅里，开始每天的日常巡视。大管家姓王，名洪量，来胡宅也有些年岁。此处的胡宅位于大沂山（今灌云境内），宅子里除了管家管事，还有东家的二房在此镇守，余下的都是跑堂小厮和伙计。东家自己和大房坐守在他们发家的源头——安东县城！

刚过晌午时分，门外来了一个人，开口说找管家有急事，跑堂小厮不敢怠慢，忙传了消息。不一会，管家就亲自到了门口，那人一见，就开口说：安文托我给您带个口信，说这月的钱花完了，指着您帮扶点。

管家听着，眉头紧了一下，随即让小厮给了送信的一些小钱，打发走了。又招来伙计，说道：这个月的收益也该给东家送去了，你跑一趟安东，顺便帮我捎着银两给安文。

伙计领了吩咐，忙道：您呐，放心，一准送到！

安文是谁？大管家的儿子，独苗！自小也是喜欢的打紧，没让他吃过什么苦。可惜安文的娘去的早。对于这个儿子，自是更加疼惜，待成年，便给他娶了妻，买了临街的房子。不指望他立业，成家了总多个人看护，说不定有了孩子后也会收收玩心，凭着自己当管家挣下的，也够他富足一生！

安文用今天的话讲也算一个富二代，虽说他爹（父亲）只是一个管家，但在东家这些年攒下的不少，东家人也心善，对他也是不错。前前后后管家也在大沂山和老家乡下各置下了十几亩的田产，还在大沂山认下了一个干女儿！

再说安文，大凡富二代，有些总是纨绔，这安文也是，每天除了在酒楼吃喝，就是玩乐。虽说娶了妻，可街上的相好的也不少，这日，安文又喝了些酒，搂着些浓妆艳抹，得意的说道：我这一生，有三不“了”！

女人娇笑附和：哪“三不了”啊？

“吃不了！喝不了！玩不了！”说完颇为快意的大笑！

安文的妻在乡下，育有一子。他并不常回去，只愿住在临街的住处，方便他吃酒，去约三朋五友。这些人多是酒铺认识的酒肉朋友。都说温饱思淫欲，一行人在一起，吃喝玩也就算了，这行人还有一个找刺激法子：偷！

可王安文不知道，正是这个偷，毁了他。

那日，王安文的朋友麻小又约他去玩，随行还有几个不相识得人，一行人一路向南游荡，饿了吃，累了歇。一路上大家都毫不客气，王安文也大方惯了，到了第三日傍晚，安文的银钱就花完了。几人到了一个乡镇（今南禄镇），饥肠辘辘的一行人，开始了相互抱怨，这个说那个昨日不该点那么些吃食，没吃完糟践了。那个又说这个不该引大伙去赌场，输了好些银钱。

又行了二里路，几人靠着路边的草垛就躺了下去，忽然间，一人走到麻小身边，说道：麻哥，你看，那有一头牛！

麻小眯了眼，定睛一看，果然，不远处拴了一头小牛。几人来了点子，相互嘀咕了几句，麻小对王安文说：安文，敢不敢去牵牛？

旁人不等王安文搭话，就说：安文少爷哪敢啊？人家可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

就是就是，可是打雷闪电都要往娘怀里躲的奶娃娃！

王安文本不想去，被这么一讥讽，徒的站起身，朝那头牛走去！

那一行人又说安文少爷硬气啊！

王安文就趁着夜色，向牛那里走近，正当他费力去解拴绳，从暗处窜出一个人，接着蹦的一声枪响，倒在地上的王安文，看清了今晚的月，那样圆。月亮照亮他惊恐的脸，鲜血汩汩的从他的伤口涌出，而那些同行的人，早已似鸟兽一样四散逃窜开！

王安文就那样被遗弃在那里，没人去收殓，更别说掩埋，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消逝。

王安文走后，远在大沂山的大管家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想着自己操劳一生，想为儿子攒下的一切，终究人没了，安文安文，他期望他的一世安稳，终究成了空！

大管家在大沂山待到年老，回了故乡，而在大沂山带不走的田产地契都留给了他的干女儿文炳。在故乡，熬到了八十几岁，也去了。

王安文走后，留下一妻一子，这唯一的香火名叫立生，便是我的外祖父。除了这些还留下一坛洋钱。孤儿寡母的生活虽是无忧，可是体力活却很是不易。后来外祖父的母亲就带着他与后村的一户搭伙过起了日子，这人有妻，只是不能生养。听传是小时候生病，冷药吃多了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外祖父的母亲和这个搭伙的男人又生了两个女儿。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在战火烽烟里。

1939年3月1日，日寇侵占涟城，烧杀抢劫。镇子里总会有日寇扫荡，曾祖母和那个男人的妻把那一坛洋钱抬着放进玉米秸秆堆藏起。等到动乱过去，那一坛洋钱却怎么也寻不着了，那男人的妻说定时日本鬼子撵鸡时，鸡飞进了秸秆堆，暴露了钱财。

就这样高祖攒下的产业，经过曾祖，到外祖父这里留下的唯一一点钱财也没有了，好在曾祖还在世时，就给外祖父定下了娃娃亲。离外祖父家不远的的汪洪村，这户人家有一个女儿，便是姻亲所指。他家还有一个抱养的男孩唤之，对于这个男孩，很是疼爱，听说打小都是抱在怀里，连吃饭时也是大人轮换着吃，就是为了有人抱他。外祖父大多数时间就在这家生活，和这个男孩唤之，定亲的女孩就成了最亲密的玩伴。

我想如果他们生在今天的和平社会，他们定会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或许平淡，但一生至少平安喜乐。也就不会有我，今天坐在这里追忆他们。只是他们生在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注定充满变故。

那天，盘踞在汪洪村的日本鬼子的通讯线路被剪断了，保长就敲锣打鼓里通知村民去扬场地集合开会。外祖父的亲家和大多数人一样都去了。然而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架疯狂扫射的机枪，伴随着突突的枪声和来不及反应就倒着血泊的人们，剩下的还有一个孩子惊恐的脸……

这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洪庄惨案！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短短几个数字概述了抗日战争的起始，然而真实的战争却是惨烈无比。我们珍惜生在和平年代，更缅怀先烈奉献的热血和生命。

抗日战争结束后，外祖父便和这个定了亲的洪姓女子成了亲。婚后生了一子，患了“七朝疯”死了。对于“七朝疯”我不是很了解，听长辈讲因为那时医疗条件落后，生产时产婆剪脐带时并不会像现在一样先扎紧脐带，而是直接剪断脐带，导致肚子进风感染，受寒，最后全身打寒颤，大多活不过七日，寒颤而亡。

孩子没的时候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外祖父带着他的妻王洪氏逃到了上海，落户在上海西郊公园，那里有一片棚户区，都是各地为躲避战火逃过来的。

外祖父到了上海以后，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用来载客,这个行当就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生意不好时，外祖父又会去批发点小青菜，在棚户区兜售。母亲说她小时候听外祖父提起这段时光时总是夸赞自己的骑车技术好，在大街心的人流里穿梭骑行。像滑腻的鱼在激流中畅快游行，又像飞行在百花丛中的蜜蜂，片叶不沾。

有天外祖父临出门前，他的妻王洪氏说出去寻一些洋山芋回来，晚上也好换换口，替一替整日的青菜味。等外祖父晚上回来，还不见妻的影子，便出门去寻。打听一圈后，别人说：听说今天附近火车道压死了一个妇女，你快去看看莫不是王洪氏。

外祖父寻到那里时，看见了火车道上躺着个人，正是自己的妻。他脱了自己的外套将他妻破败的身体拢到了一起。天尽黑，附近的野狗循着味也围了过来，外祖父解下皮带反复抽打那些跃跃欲试的野狗，月光下，我的外祖父像个战士守护者妻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直等到天亮，那些野狗散去，外祖父才停下来，从附近人家借工具，就便挖了一个坑，把他的妻安葬了。

王洪氏走后，那个抱养的弟弟唤之，在经历父母双亡，姐姐惨死后，他的生身父母知道后，又寻了回去。后来他参了军。

此时我的外祖母一家也在西郊公园的棚户区，后来经熟人介绍在了一起，才有了我母亲，才有了以后……

大珍看着娘在灶膛里烤着黄豆，怯生生的站在边上，拧着衣角，咋吧嘴巴，火苗一下下舔着铁盒底，黄豆在黝黑的盒子里时不时的蹦哒一下，顺着灶膛飘出香味。

大珍娘看烤的差不多，就小心的用火叉挑出来，放在灶沿上，又走到床边，唤醒还在昏睡的三珍。大珍看了眼娘，又看看豆子，趁着她娘不备，捻了两颗，一颗藏进嘴里，一颗藏进兜里。

三珍自小就相较于其他孩子聪明，才三岁就特别可人疼。只是这几日，三珍蔫巴了，总是咳嗽，总不见好。大珍娘忧心，想着过几日就是新年了，带到卫生院打一针，也好欢欢喜喜过年。

给三珍穿好衣服，又抓了烤好的豆子放进她的口袋，嘱咐道：打完针豆子不烫了就可以吃了！！三珍趴在娘的肩上轻嗯了一声。

到了卫生院，大夫听了情况，就给三珍打了针。才消一会，三珍激烈抽搐起来，眼睛直翻，大珍娘慌神喊大夫，几个人都围过来帮忙。等人群散开，三珍小小的人儿躺着那里动也不动。大珍娘抱起她，手触碰到口袋，含着泪轻轻唤：三珍，起来吃豆子，不烫了……

三珍走后，因为小，不能立坟茔，就扔在大坟上，大珍娘日日去坟地哭，一次她又去坟头哭，哭着哭着不见起风，却见坟头的草向两边分开。大珍娘吓得再也不敢去哭坟。但心里不能释怀，就去请了算命的先生卜卦，那人掐了几下，说道：你的孩子的，狗嘴拾。大珍的娘子听了，心里更难受，追着算命的就撵。后来大珍娘又生了很多孩子，死了许多，最后只留下大珍和两个弟弟。

许多年后，大珍和父母一起逃难到上海，也住在了西郊公园棚户区，经人介绍认识了立生，我的外祖父，而大珍便是我的外祖母。

外祖父此时已经进了大华机械厂，因为是临时工，没过多久，就被请退了。又因留在老家的外祖父的母亲年事已高，加上新中国成立，没了战火，他们便回了老家。到了家后，外祖父把在上海挣到的钱每家5块，悉数分给了周围亲戚。母亲说那时猪肉才几毛钱一斤。

1966文革开始，外祖父因为高祖留下的十几亩地，被划为黑五类，那时每天都有一些带着红袖章的人，闯进家里，喊一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就将外祖父扣上帽子，绑上绳子，拉出去游街。又或者开批斗大会，责令家人必须到场，我的外祖父跪在那里，造反派们列数种种“罪状”，说完就开始拳打脚踢，我的外祖父满脸是血，被踢倒，这边的人再踢过去。母亲的姑姑看着不忍哭了起来，那几个小兵立马冲上去质问：你们哭什么，他是你什么人！她们吓得不敢再出声。等他们打累了，人群散开，我的外祖父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一次外祖父差点死掉。造反派们就换了一种“温和”法子，用稀泥涂满全身，让人跪在阳光下暴晒，什么时候晒干就算结束。常常我的外祖父顶着满身泥或者满身伤，在天黑走回来，家人默默给他清理，默默流泪，那样的时光是压抑的，无处申诉的。

那时我的母亲还小，七八岁的样子。和她的奶奶去拾柴，迎面走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指着母亲的奶奶说：王*氏，你的衣服不错，脱下来给我。母亲和她的奶奶噤若寒蝉，战战兢兢的脱下衣服。

因为成分不好，母亲到了十几岁才找人开了证明入了学，即使到了学校母亲也是处处小心，不敢多言。那时的学校也是常常不上课，举着旗子，游行示威，喊口号。

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自杀。我想我的外祖父之所以坚持下来，是因为他是一个父亲，他有那么多孩子，他知道他得活着扛起这个家。

我的外祖父在我上高中时就去世了。因为很少在一起，我与他并不亲厚。对于这段无从下笔的岁月，很遗憾没能听他亲口讲述。

故事虽完，但人生还在继续，愿每个生活在和平岁月的人，不要迷失，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