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一家信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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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从我二姐定亲说起吧。
我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一个月回家趟把两趟。有次父亲回家,堂婶过来给二姐说亲事。这家就孤儿寡母两人,儿子是老母亲走二家的老来得子。距离我们家就隔两个队的路。
父亲一贯主张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要跑远,我们队就一个姓,同根不同枝,要是再有几个姓,我们几个不出队最好,端个碗就能串门,能相互照应,所以堂婶说的时候我父亲没表示反对。但我们家是女方嘛,父亲就端着点,就说以后再说。两天后父亲就出门上班去了。后面是母亲接待事宜的。不久,我父亲生了大病,他们母子礼节性过来探望,父亲瞅一眼就翻身面对着墙,不再理人家。这个母亲是个精明人,后面她就跟我母亲套近乎。母子俩打道回府后,我父亲问我二姐的意见,二姐当然不同意了。父亲就叫母亲回了这事。
我二姐心里一直装着我表哥(母亲的侄儿),我父母亲都知道,父亲不同意是因为表哥一条腿是残疾,在农村这怎么干农活嘛,再说舅舅舅妈也老了,就这么一个儿子,负担太大了,舅舅家离我们家又远,30多里路,要走半天,有老茧的脚还经得住,嫩脚是要起泡的,有什么事不知道也帮不了。不像现在有车有手机,铃声一响,车子一踩,唿格隆咚就到了。
可我二姐说她愿意。
母亲因为父亲的反对也做不了主,为此和舅妈一家闹的不开心。父亲就想着要是有合适的人选就包办一下,掐断二姐的心思,可眼瞅着这家也不合适。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自然说舅舅家远,那我妈当年又怎么嫁过来了呢?
插个曲。我爷爷是早期革命者,当年一把手是舅舅那边的人,我爷爷是二把手,他们的活动区域就在舅舅他们那边。舅舅家贫,拜托爷爷把我妈带回来做童养媳,我爷爷就一儿一女,多养个孩子就添口水的事,所以我妈9岁就过来了。
再回过来说哈。父亲卧床三年,我二姐一个人服侍三年。(我父母一向不合,父亲不让母亲靠近)。
父亲病逝后,二姐的亲事又被挑起来,母亲做主就定下了。后面二姐反抗过,母亲以死相逼,大哥也劝母亲随她心意,母亲说人家孤儿寡母不容易,我们家一退婚,闹的人人皆知,人家以后到哪再说亲(我妈讲的是仁义道德)。我大姐看二姐的心思还是在表哥那,就给二姐出了主意,偷着走人。二姐胆小,走着走着又回来了。
出嫁那天,二姐紧紧抱着门口的一棵树不松手,哭的肝肠寸断,14、15岁的我抱着二姐难舍难分,嚎啕大哭。我大哥把二姐背出门就和小哥躲起来了,大姐抹眼泪劝二姐,以后不开心了就去她家过两天。我妈也躲在房间里抹眼泪,毕竟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嘛。
二姐从小到大在我们家受的苦最多,54年出生的人,刚走稳就经历大饥荒,饿的乱抓,肚子膨胀得老大老大的,坐在墙角不能动,奄奄一息,母亲也无能为力,顺其自然。我妈常说二姐的命是她自己挣回来的。小哥也就在那时出生,一两红糖水都没得喝,就用山芋叶子熬点水喝。(我这做忆苦思甜呢,跑题了。)
二姐过门后日子过的也苦。
二姐夫和他母亲之前也知道我二姐不情不愿,所以他们母子俩一开始就不待见二姐。二姐的婆婆按我们这边的话说就是个七姊过门的人(事事精明),二姐情商智商都不是她对手,那就是猫玩鼠的小把戏。二姐生三个孩子(三儿是灰骨头人,8岁夭折),老奶奶都找借口去继女家或是前家的儿子家待着,牙疼腿疼什么的。(卧床不起的时候就我二姐一个人服侍,老奶奶临了感叹还是这个媳妇好)。二姐做小月子时从医院回家就下田干活了。
我这个二姐夫呢,是个老来宝,父亲去逝早,缺少父爱父训,所以一身戾气,说话也不圆和。身材瘦小,黄毛滴滴,营养不良型,所幸老母亲艰难度日里还给他读完初中。
谁家都有个家长里短,磕磕碰碰,可我二姐夫记着退婚的“仇”,动不动拿这话题噎我二姐:你不是想翻轴精嘛,你有能耐你有本事你跑啊,一个大眼字都不认得,还以为自己好高好粗。气话多了去了。所以我二姐精神上也苦,不认得字不等于没思想,二姐气的有时半夜三更离家出走。第一次他们家还出来找过,半夜问到我家。二姐怕母亲骂,她一走就只有去大姐家。
我们三家在一条线上,二姐家在中间,半夜出走不管走哪头,都要经过坟地。农村一到晚上就上床睡觉了,夜里特别静谧,走坟地时鸡皮疙瘩直鼓,头发根直竖的。二姐说是真怕,听到什么叫声,吓的瑟瑟发抖,但硬着头皮走,总不能蹬在那儿不走吧。
有年轻人可能会说,自然日子这么难过,何必画地为牢嘛,离了就是,留着过年呀。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思想。那时候再苦再痛都不轻易说离婚二字,离婚两字爆出口就是丑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像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农村好像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离婚不多)。一句话农村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人说夜路走多终遇gui。二姐被缠身了。
我当时上高中,每隔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大嫂见到我立即忧伤的告诉我二姐疯了,见人乱叫,看到大哥大嫂叫干儿子干丫头等等。
我放下书包跑到二姐家。二姐面黄肌瘦神情恍惚,当时没发病还认得我,一见到我就眼泪汪汪,有气无力,她说她中邪了好多“人”找她,大大(我们这边对父亲的称唿)也在。黑影上墙时院子边上站着好多“人”,就怕下晚时候。
我家有个三表姐是大神(就是看事的),她说有不少家gui野gui在囚着二姐,也说我父亲在其中。不是短时间就能搞好的,得一个一个送。
我们这边农村有个土办法,就是到下晚用鲜活的桃树枝抽打中邪者。二姐夫急于求成,就地取材,到了下晚,在院子里把我二姐绑树杆上,用桃树枝勐抽二姐。
我可怜的二姐姐哟,身上手上胳膊腿一条条青紫印,痛得二姐哭都哭不出来。(容我一分钟抹下泪)
二姐的病是阵发性,清醒的时候她想过死,她偷偷的藏了农药。有一次煮饭,她把农药带到厨房烧锅草里,厨房在院子里,她坐在锅洞口,边塞草脑子里边斗争着,农药凑到嘴边时,想到儿子女儿,两行眼泪喷涌而出,锅洞口火苗一个劲往外蹿,试图舔干二姐的眼泪。她无力地放下了药瓶子。
儿子女儿救了她。
写钟老师的故事时,留言问有没有看医生,在这里我一并说一下。
那时我们这边的农村吃穿方面虽然较前已大有改观,但思想还停留在愚昧状态,像这一类的疯癫都是请大神,没有人去精神病院看的,他们认定这就是中了邪。另一个就是穷。农村的贫穷没过过的人没办法理解的。80年代我们这儿的农村家庭有的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很多孩子上完初中就停下了。我能上高中,因为父亲去逝我和我妈享受国家补贴(遗助费),一人一月18块钱。当然我大哥大嫂待我好也是一个原因,大哥的四个孩子只读完初中。我的高中(加复读)几年吃的菜全部都是回家讨的咸小菜。
再说件事,92年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赶上买户口,我大哥在队里从上到下给我借了1000块钱,后来他卖猪还一些,晚稻上来卖稻还一些,才将借给我的1000块钱摆平,却凑不齐侄儿学手艺的费用,又跑到贩稻人家许诺来年给两季稻抵债,才凑足费用。同志们啦,92年了,1000块钱在农村还是这么艰难,还是很大的钱呢。好像后面万元户的名词也问世了,但离我们都太遥远。
就现在来说,百万千万遍地开花,可还是有人因为付不起10万块钱医疗费而放弃了治疗,为了不连累家人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有的尘埃落在有些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再回来说哈。想想,去精神病院,这钞票哪里来?到底要多少呢?一大家子人也要生活。所以一般都没想过去精神病院。那时候新合办雏形都不知道在哪,不像现在已走进千家万户。
贫穷和愚昧是那个年代农村的主色调。我个人认为,原罪不是人。
现在我点题了。我二姐生病的时候,信主已经风靡一时。我妈我大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说了几次让我也信主,以后我们还是在一个天堂里。我说我尊重你们的信仰,你们也不要强求我。
周边信主的邻队邻居们一致劝导我二姐家信主,我妈我大姐又开了先例,都说我二姐这种疯癫就是魔鬼使然。
一开始二姐一个人信,像其他信主人一样,每个星期都到传道师家听经唱道,怕我二姐中途犯病,二姐夫就去陪着。听着听着二姐夫入了道,自己在家看道书研道义。后来近处信徒们推荐二姐夫在自家讲经唱道,我二姐夫升职传道师。二姐的婆婆不用三寸金莲往外踮,在家里自然也加入了信主队伍。
上帝顺理成章走进了我二姐家降妖伏魔。
我二姐夫对道义的钻研理解比较独特,不像有些人照本宣科,对字面理解死板僵化,误人误己。
举个真实骇人的例子。二姐夫堂嫂信主比二姐家早多了,她随丈夫工作关系调动住到市里,仍然信主。她儿子生病后不医不治,在家天天祈祷祝告,儿子不吃不喝,她还是在家天天祈祷祝告,直到15岁的儿子病逝,她也不后悔,她说儿子上天堂了。
我二姐夫信主后对我二姐好多了,二姐自己也努力挣脱魔鬼的爪牙,发病频率降低了不少,一年几次或以年记。
有一次聊天二姐夫说出了当年的邪乎,他说连着几个夜晚,都有东西想上他身。有次他发了火,连被子一下掀过去,结果掀到二姐身上去了,二姐的病就这么来了。(这种说法我不作评论。)
13年二姐夫患食道癌,肿瘤在大动脉上,不能动刀,只能放化疗。再次复发时,他拒绝放化疗,15年去逝,走的时候散了光的眼睛一直一直看着二姐,想必有太多的不舍、对不起、牵挂、无奈情愫吧。他的殡葬礼仪按基督教式举办的。享年62岁。
16年我小哥去逝,二姐在宾馆半夜发病,姨侄跪在二姐面前祈祷祝告,嫌心不诚,不依,直到姨侄虔诚之至方罢。
二姐现住在省城儿子家,在一加油站做保洁,虚68岁,有些力不从心,不干吧闲着无聊,我说根据自己的身体。这几年没发病。
前几天我们俩手机聊天,说到她对表哥的执念,我说表亲对孩子不好,也可能是不健康型,你看你儿子现在是副校长,我都喊他钱校长好。
姐妹俩电话里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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